1968年4月，张万年因在军中的出色表现被提拔为广州军区作战部副部长。短短两个月后，他再次晋升，成为了127师的师长。127师，这个具有辉煌历史的部队，其前身可追溯到党领导下的首支武装力量——“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，这个番号在军中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，凝聚着许多革命精神与历史荣光。上级如此重用张万年壹策略，显然是寄予了他厚望。但令人大为疑惑的是，尽管张万年以往晋升速度极快，平均每两年就能获得一次提拔，但在127师担任师长后，他的晋升进度却明显放缓了。这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原因呢？
答案或许可以从他与127师的政委关光烈的关系中找到。张万年和关光烈的唯一交情便是他们同属于四野，但他们的经历却截然不同。张万年从一线战场上披荆斩棘、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，经历了从山东到东北，再一路南下的艰苦作战，他在1949年作为英模代表受到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。而关光烈的经历则与他大相径庭，关光烈在东北参军，虽然参加过不少战斗，但实际带兵作战的机会并不多。他有着较强的文化素养，擅长写作，负责起部队中的宣传工作，还曾帮助不识字的战士写信。由于其谦逊待人且工作能力出色，关光烈在队伍中逐渐积累了声誉。
展开剩余78%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，政治工作变得愈发重要，原本不常露面的政工干部需求也大幅增加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关光烈被留在部队，后来调入了中南军区。到了1955年，军区改制后，他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秘书，专门负责会议通知与记录工作。1959年，关光烈经历了人生一次重要转折，成为了四野司令员林彪的秘书。
这次职务变动并非偶然。当时四野司令员因长期病养，缺少秘书，原秘书因一些不当行为被调离。广州军区立即向上级报告，提出新的秘书人选。经过筛选，关光烈成功获得了这份工作。关光烈接到任务后，迅速适应并展现了不小的才干，逐渐在“林办”中积累了自己的地位。1965年，关光烈申请调回部队，开始担任43军127师的副政委，三年后升任政委。在他被提拔为政委的同年，张万年也调任127师的师长，两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合作。
这段搭档关系起初非常和谐，彼此没有任何摩擦。关光烈的能力和为人得到了上级的认可。然而，1971年9月，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。那时，关光烈正参加党代表大会，突然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，告知他上级有事找他。对于关光烈来说，这个电话显得有些出乎意料，因为自从离开“林办”之后，他便很少与上级直接接触，更何况是在这么敏感的时期。
他虽有疑虑，但还是按照程序请示了上级。王文德，作为军政委，虽然也觉得这件事有些奇怪，但还是提醒关光烈要谨慎行事，最终关光烈还是决定前往北京。当他抵达首都后，事情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，召见他的人是林彪的儿子——林立果。林立果表示，准备提拔关光烈为43军政治部主任，并希望关光烈协助将一些敏感的军备物资带回127师。此举令关光烈心生警觉，毕竟这种要求显得不合常理。在关光烈追问之下，林立果却支支吾吾，未能给出正当理由。关光烈凭直觉判断出事有蹊跷，最后以“需要走程序”拒绝了林立果的要求。
此后，关光烈在回到部队后并未透露自己此次进京的详细经过，而这也成为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1971年9月23日，上级突然指示张万年和关光烈前往郑州开会。会后，两人被实质性地隔离审查。军区领导向他们透露了发生的一件事，这时，张万年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关光烈虽知这场风波无法避免，但依然面色苍白，内心充满了不安。
审讯过程中，张万年并未有任何问题，明确表示坚决支持组织决定。然而关光烈则坦言自己去北京的经过，并表示自己从未知晓林立果的计划。调查人员并未草率做出结论，而是决定深入调查。最后，他们询问张万年是否知情，张万年坚决表态，自己对这件事毫不知情，并表示关光烈在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。关光烈对张万年的支持，最终赢得了上级的信任，张万年也因此重新获得了领导的信任，继续担任127师师长。
然而，尽管张万年个人并未受到直接处理，但他在此后的几年里并未迎来大力的提拔，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，他才获得了真正的机会。关光烈则因为与此事件的联系，直到1980年代的“两案”审查期间才被定为“同伙”，并被判刑10年。1981年7月24日，武汉军区军事法庭对关光烈作出判决，刑期从1971年开始计算，关光烈很快便出狱。
在服刑后的岁月里，关光烈被安置在洛阳，并曾在龙门石窟附近开过文物商店。尽管他的生活平静下来，但很多老战友仍然与他保持联系，经常聚会。有一次，开国黄上将的秘书迟泽厚曾与关光烈长谈，探讨当年未能及时交代事情的原因。关光烈坦言，自己离开中央机关多年，对于复杂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，因此不敢轻易作出判断。“我一直相信，只要我自己不做坏事，事情最终会有一个合理的结果。”他这样总结道。
直到2008年，关光烈因病去世，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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